1950年代，胡适曾在日记中暗讽毛泽东诗词是“薛蟠体”，还说他的诗词

1950年代，胡适曾在日记中暗讽毛泽东诗词是“薛蟠体”，还说他的诗词“没有一句通的”，这是目前可知他唯一批毛的话。

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，以人物命名的文体流派不在少数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薛蟠所作诗词，因其粗俗不通而成为后世文人谈论拙劣诗作的代名词。

薛蟠是贾府的表亲，典型的纨绔子弟形象，他最著名的诗作＂一个蚊子哼哼哼，两个苍蝇嗡嗡嗡＂充分展现了其文学水平。这样的诗作不讲究对仗工整，不顾及意境深远，完全是文字的随意堆砌。

在1960年代的一场对话中，这个看似遥远的文学典故被赋予了新的含义。著名学者何炳棣在1960年8月前往纽约拜访胡适时，意外地听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文学评价。

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，胡适对诗词的评价向来严苛。他主张文学革命，提倡白话文写作，反对过分讲究格律和典故的旧体诗词。

在与何炳棣的谈话中，胡适对毛泽东的两首《沁园春》做出了严厉的批评。这两首词分别是《长沙》和《雪》，在当时的词坛已经被广泛认可为难得的佳作。

胡适的评价出人意料，他说这两首词中的某些句子＂连薛蟠体都不如＂。

从文学角度来看，毛泽东的这两首《沁园春》无论在意境营造还是气势表达上都有其独特之处。

胡适以薛蟠体来比喻这样的作品，表面上是文学评价，实际上却暗含着强烈的政治立场。这种评价方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特殊的意味。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其文学观点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。他主张文学要＂活泼泼地＂表现人生，反对完全被格律束缚的创作方式。

但是，当文学评价与政治立场交织在一起时，即便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，也难免会在评价标准上失去客观性。这种现象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并不罕见。

使用薛蟠体这一典故来评价毛泽东的诗词，体现了文学批评在特定历史时期可能承载的复杂含义。这不仅仅是对作品本身的评价，更折射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立场选择。

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北京大学，两位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曾有过一段师生情谊。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，与担任教授的胡适有过多次交谈。

这段交往给年轻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影响下，他对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表达了由衷的敬佩之意。

北京大学的经历成为两人交往的重要起点。毛泽东在离开北京返回湖南后，还特意给胡适寄了一张明信片，表达了对湖南教育发展的期待。

1941年，此时的胡适已经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。在美国的《华侨日报》上，他读到了两首转载的毛泽东诗词。

这两首诗词分别是《七律·长征》和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。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＂毛的诗词还可看＂的评价，显示出他对这些作品的基本认可。

然而，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，两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。政治立场的差异逐渐影响到文学评价的客观性。

到了1959年，已经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，对毛泽东的诗词评价发生了明显的转变。这一年，他读到了毛泽东的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。

这首词的出现引发了胡适强烈的批评。他当场抄录下来，并做出了＂没有一句通的＂的评价。

胡适的态度变化并非孤立现象。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许多知识分子都面临着类似的立场选择。

文学评价本应建立在对作品本身的分析基础上。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，即便是以理性著称的学者，也难免将个人的政治立场带入文学评价中。

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这首词引发的争议，表面上是一场关于韵律的讨论。胡适邀请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一同探讨这首词中的韵脚问题，重点质疑＂舞＂＂虎＂＂雨＂等字与＂有＂字的押韵。

这场韵律讨论很快超出了单纯的诗词格律范畴。赵元任作为语言学家，也认为这样的用韵方式在湖南方言中都找不到依据。

实际上，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是一首别具特色的悼亡词。这首词通过独特的艺术想象，将人间与天上、现实与神话融为一体。

词中＂我失骄杨君失柳＂的开篇，就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。而＂问讯吴刚何所有＂的想象，更是将思念之情推向广阔的天际。

然而，胡适的评价完全忽视了这首词的艺术价值和创作背景。他仅仅从韵脚的技术角度进行批评，显然不符合正常的文学评论标准。

这种评价方式的背后，折射出更深层的文化与政治分歧。一首词作的评价标准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格律的严格遵守。

有趣的是，胡适本人在1917年也创作过一首《沁园春》。这首题为《新俄万岁》的词作，是为庆祝俄国革命而作。

这首词中充满了政治热情和革命激情，在艺术手法上并不见得有多高的造诣。词中直接使用＂新俄万岁＂等口号式的表达，与传统词作的婉约风格相去甚远。